外国文学 |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文/任卫东）

《外国文学》

2022年第4期

主编：金莉

西方文论关键词：

接受美学

任卫东

内容提要：接受美学作为接受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流派，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的联邦德国。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康斯坦茨学派，强调读者在文学接受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认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姚斯和伊瑟尔的理论有各自的侧重点：姚斯关注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视野交融和变化，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史；伊瑟尔感兴趣的是具体阅读过程中，文本结构与读者之前的互动关系如何生成作品的意义。接受美学的创立，使文学研究的中心从作家和作品转移到读者身上，导致传统文学研究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关键词：接受美学 康斯坦茨学派 读者 期待视野 召唤结构

· 略说 ·

“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是20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在联邦德国兴起的一种文学研究理论，是接受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其关注和考察的重点是读者（reader）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它的创始人是康斯坦茨大学五位年轻的文学理论家和教授，因而被称为“康斯坦茨学派”（Konstanzer Schule）。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西方学生运动的背景下，联邦德国的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爆发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核心是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问题。一批年轻的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尖锐批评了德国二战后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严重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倾向，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在这种背景下，接受美学诞生于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康斯坦茨学派的两位中坚人物是罗曼语言文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姚斯（ Hans Robert Jauß, 1921—1997）和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姚斯在 1967 年发表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被看做是接受美学的宣言，它与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 （Die Appellstruktur des Textes, 1970）一同构成了接受美学的纲领性文献，是接受美学的奠基之作，标志着接受美学的诞生。从此，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崛起，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时期的到来。接受美学的出发点是文本的非自足性、非封闭性，以及接受和阐释的历史性、开放性。它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反应及其原因，以及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的互动。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既不取决于作者的意图，也不是隐藏在文本中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生成的。读者被赋予了一个非常积极、主动和重要的位置，读者的阅读活动，才是作品意义实现的环节，文学的历史，应该是接受的历史。

· 综述 ·

完整的文学活动，是由作者、作品和读者这几个因素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组构成的，缺一不可。作者创作作品是生产或者说创作环节，读者阅读作品是消费也就是接受环节。在接受美学出现之前，各种文学研究理论都认为，作者的意图是决定性因素，已经包含在作品中，因而是研究的焦点，而读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作者的观点或文学专家和权威机构对作品的阐释和定位，所以是整个文学活动链条中最不重要的一环。

现代西方文学研究重点流变

纵观 19 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文学批评与研究不断经历着变化，如果要勾勒一条粗略的线条，那么就是经历了从作者中心论、作品中心论到读者中心论的研究重点转移。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推崇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强调作品是作家主观愿望的表达，所以作品的意义是作家赋予的。此后，产生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实证主义哲学（Positivismus）排斥先验和形而上学的思辨，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认为，感官可以把握的现象，才是获取认识的唯一来源，运用观察、分类、比较、归纳等自然科学实验式的方法，探求事物彼此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可信的结果。实证主义影响下的文学研究，完全聚焦于作者。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 （Hippolyte Taine, 1828—1893）提出了环境决定论（Milieutheorie），认为“种族、环境、时代”是对人起决定性作用的三个因素，研究作家作品，必须从这三方面入手，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来理解作家，从而理解作品。以舍勒（Wilhelm Scherer, 1841—1886）为代表的德国实证主义文学研究，认为文学研究应当向自然科学靠近。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在舍勒这里成了“遗传、习得、经历”：他们把作家的生活与作品之间看成因果关系，从作者的生平经历、创作背景、文学影响等外部因素出发，解释作品。

20 世纪初的形式主义（Formalismus）和新批评（New Criticism），都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了作品上，确立了作品的中心地位。他们都认为，文学作品一旦产生，就是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自足客体。作品的意义只存在于文本之中，与作品之外的因素无关。持这种作品中心论观点的各种研究方法，尽管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其共同点是，不把作品看作是向读者传达作者意图的中介，而是独立存在的美学整体，从作品出发，分析作品的文学特征。所以，这种研究，只关注在文本内可以观察到的各种现象，通过对语 言、形式、情节、结构、人物、修辞等各种现象的反复分析，寻找、挖掘作品的意义。 

然而，上述这些理论思潮，不论是作者中心论还是作品中心论，实际上都已经或多或少包含了注意到读者作用的胚芽：实证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学作品产生的影响，尤其是作家受过往文学作品的影响，舍勒强调的“习得”，就是指作家读过的文学作品如何对其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俄国形式主义的最重要范畴是“陌生化” （Verfremdung），然而，“陌生”与否的鉴定无疑依赖于读者的心理体验和审美经验。无论是力求让读者摆脱日常生活的“自动化”（Automatisierung）感受，还是要达到耳目一新的惊奇感，读者都是感受的主体，脱离了读者，任何感受都无从谈起。由此可以看出，读者的作用开始逐步出现在文学理论家们的视野中。

接受美学的诞生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以读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一个理论飞跃，尤其是在联邦德国。这个变化与二战后联邦德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纳粹统治期间，德语文学和文学理论都曾被当权者利用和滥用。二战后，为了使文学和文学研究摆脱纳粹意识形态，在联邦德国文学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一种非政治化或去政治化倾向，这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战后的“砍光伐尽文学”，也就是从思想、语言和文学范式上对过去的文学进行彻底清理，与纳粹时期被意识形态利用的语言和文学传统一刀两断。去意识形态化倾向在文学研究领域表现为，以瑞士文学批评家施泰格尔（Emil Staiger, 1908—1987）和凯塞尔（Wolfgang Kayser, 1906—1960）为代表的“作品内涵研究”或曰“文本内阐释法”（Werkimmanenz）成为主导。这种理论与新批评相似，强调文学作品的独立性，认为作品的意义仅仅蕴藏在它自身之内，在对作品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一切文本外的材料都是多余的。它割断文学作品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一切联系，单纯对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等文本呈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并要求阐释者摆脱自身的社会历史限制，进入文本。 

进入 60 年代后，随着冷战的加剧和越南战争的爆发，国际局势发生了大分化、大动荡，打破了联邦德国相对平静的社会局面，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奉行一套与其父辈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 Schule）“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的影响下，1968 年，从巴黎开始，西方各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传统、反权威、反对资本主义的大学生运动。在联邦德国，造反的矛头首先指向僵化的教育制度，要求更多的民主权利。在这种背景下，联邦德国学术界出现了辩论、争鸣的局面，讨论的核心是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功能和社会效果问题。一批年轻的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尖锐批评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严重脱离现实、脱离社会的倾向，主张文学应当介入社会、介入生活，学术应该关心政治、关心现实。 

如何把文学的审美自主性与现实社会性结合起来？成为当时联邦德国学界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个大背景下，接受美学应运而生。在 1966 年刚刚成立的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五位年轻的文学教授姚斯、伊瑟尔、福尔曼（Manfred Fuhrmann）、普莱森丹茨（ Wolfgang Preisendanz）和施特利德（Jurij Striedter）提出了与以往的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迥然不同的理论，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上，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勾连文学与社会、历史和现实。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方案，不仅克服了此前非政治化文学研究造成的文学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割裂，而且，把读者对 作品接受、反应和阅读及理解过程作为文学考察与研究的重点，意味着一场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姚斯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和伊瑟尔的《文本的召唤结构》作为接受美学的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康斯坦茨学派的诞生，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研究从此崛起。

接受美学的理论先导

虽然康斯坦茨学派以革命性的姿态横空出世，对以往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各种理论流派提出了挑战并进行了反拨，使文学研究的趋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为文学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维度。但接受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在学术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渊源。如前所述，无论是注重作家研究的实证主义，还是专注于文本分析的形式主义和新批评，都涉及到读者的作用和意义。不过，接受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阐释学（Hermeneutik）和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具有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共同的出发点是，文学文本是蕴含着意义的，二者的目的都是对文本意义的挖掘。有人甚至把接受美学看作阐释学的一个分支。尤其是姚斯的接受理论受到了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 1900— 2002）的直接影响，他的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 horizon of expectation）和“视野转变”（Horizontwandel）等，都是从伽达默尔那里继承过来的。而伊瑟尔的理论则受现象学美学和艺术理论家英伽登（Roman Ingarden, 1893—1970）的启发，他理论中的“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结构”（ Struktur）等核心概念，直接脱胎于英伽登。古代西方阐释学最初起源于对隐晦的神意的传达和解释，后来发展成对《圣经》 的解释，解释《圣经》之中业已寓含的上帝之意。这种阐释隐含的前提即是，人们所要理解的内容，即上帝的意图，已经先在地隐藏于圣经之中。换而言之，这种意义独立于人们的理解，并且在人们的理解开始之前已经存在。阐释就是调动文字考证、句法分析以及语境阐发等手段，发现隐藏在作品之中的真意。在这个意义上，还原作品的原意是阐释学的根本目标。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 16 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中，提出“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宣称教会并不拥有对《圣经》的唯一权威解释，每个人都能通过直接阅读《圣经》获得神启。虽然马丁·路德的意图是要借《圣 经》的权威来对抗教皇的权威，但这在客观上强调了《圣经》文本具有完整性和意义自足性，确立了宗教神学阐释学的基本原则，同时推动了阐释学的语文学转向。

文艺复兴以来，大量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的面世，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进一步扩大了阐释学的范围，阐释已经远远超出了《圣经》和宗教文献。在世俗化的进程中，需要阐释的文本扩展到了文学。随着人的理性思维的发展，科学的因素逐渐深入到了人的理解和阐释活动中。18、19 世纪，阐释学作为一种方法，已经广泛深入到文学、历史 学等范畴。促成阐释学这一重要发展的，是被誉为阐释学之父的德国神学家、哲学家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他认为，文本的作者与读者之间存在着时空、背景和语言的差异，因此误解是理解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所以，阐释学不能仅限于《圣经》和古典文献，而是应该适用于一切文本。从施莱尔马赫开始，阐释学作为一种理解的艺术和正确分析文本的技巧，突破了以往的局限，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方法论。施莱尔马赫对于阐释学发展的贡献还在于，他试图系统解释和描述理解的过程。在认识到作者和读者的差异的基础上，施莱尔马赫指出，读者必须努力消除这种差异，才能实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具体方法是，读者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克服了自身的历史局限之后，就能够重构作者创作时的心理语境，摆脱自己，让自己进入作者，把握作者的意图，从而理解作品。 

在与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的论争中，德国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把阐释学引入了更广阔的人文科学领域，把它扩大为整个精神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他认为，精神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对象不是纯粹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人的精神的外化，所以，在历史、社会、宗教、艺术等领域，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因果关系的分析解释，要用“理解”代替因果解说，通过理解自己达到对他人、社会和历史的理解。狄尔泰把文学作品看做是作者对生命经验和生命理解的表达，读者则应该通过体验，达成对作品的理解。阐释就是一个个体生命对另一个个体生命的理解。与施莱尔马赫不同的是，狄尔泰的体验中，包含了读者自身的经验，这时的阐释已经与阐释者的经验和知识联系起来了。狄尔泰还发展了“阐释的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使之不仅适用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而且扩大到人对他人、对历史、对现实以及对自身不断加深认识与理解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螺旋式循环上升的认识论模型。因此，在阐释学的发展过程中，狄尔泰扮演着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型角色。 

如果说，此前的阐释学基本上是一种方法论，那么，为阐释学带来本体论转折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他那里，阐释学所要解释的不再是各种文本，而是解释人本身和世界。这样，阐释学就不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获得了形而上学的意义。而人已经置身于世界之中，与现实世界发生了种种联系。也就是说，阐释者与所要解释的对象已经共处于同一个关系结构之中。不同于传统阐释学力图克服成见，以达到对阐释对象的客观理解，海德格尔认为，阐释者不可能用一个空白的头脑进行阐释。从提出问题到阐释问题，阐释者无不受到文化背景、传统观念、知识水平和思想状况的影响。阐释总是植根于人们先行具有、先行看见、先行掌握的东西；同时，某些对象之所以得到阐释，意味着这个对象业已事先进入了阐释者的问题域；此外，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预判。这种先行给定的东西，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Vorstruktur），前结构既是对阐释者的限制，也构成了阐释的基础，阐释者只能在前结 构的制约下理解和解释事物。 

伽达默尔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前结构思想，他甚至认为，人的“成见” （Vorurteil）构成了人的全部体验能力，展示了人对世界的敞开。作为理解的前提， 成见是一种积极因素，每个阐释者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所阐释的对象，赋予其独特的意义。伽达默尔将这些历史性的规定性称为“视野”（Horizont）。人之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阐释的历史性。伽达默尔认识到，阐释者的视野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之中不断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阐释始终是开放的，不存在一个终极答案。对于某个对象的持续阐释，根据现今的视野重新谈论历史之中已有的话题，这是人类对于自己命运的无穷探索。而且，视野不是一系列封闭隔绝的单元。不同的视野相互接触、对话、交汇，互相拓展与互相限制。这里包含了后人对传统的理解和接受，也包含了传统对后人的规定与制约。伽达默尔将这个过程称为“视野的融合” （Horizontverschmelzung）。“视野的融合”形象地说明了个人与历史、当下与传统之间 的相互关系。 

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1938）的现象学，是为了对抗相对主义。他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zur Sache selbst），目的是建立确定性，因而必须忽略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一切，把外部世界还原成“我”的意识内容，通过这一现象学的还原，才能进一步把握现象中本质性和不变性的东西。现象学在保证一个可知的世界的同时，确立了人的主体中心地位，因为世界是人所“意指”的东西。深受胡塞尔影响的英伽登，用“意向性”这一概念去研究文学作品，并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既不完全是实在的客体，也不全是观念的客体，而是既有实在客体的性质， 又带有观念客体的特质，是一种“意向性客体”，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不是一种自足的、独立的客观存在，它依赖于人的意识活动。文学作品是由语音系统、意义单位、再现的对象、图式化观相等异质层次组成的一个图式结构，当中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点” （Unbestimmheitsstelle）和“空白”（Leerstelle），需要读者在阅读时借助自己的各种经验和想象力，去填充或排除这些不确定的点，对作品进行解释，这是读者理解文本的前 提，这个活动被英伽登称为“具体化”（Konkretisation）。因读者的阅读受到个人经验、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影响，所以每个读者甚至同一个读者的具体化都是各不相同的。然而，英伽登也明确指出，具体化的过程，是作品的稳定性结构和读者的个性化阅读活动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接受美学的主要观点

姚斯和伊瑟尔的接受理论的共同基点是读者中心论。接受美学强调读者在阅读活动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确立了读者在与作者、作品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文学作品的意义、作品的文学价值、文学历史的演变与发展，都离不开甚至取决于读者和读者的阅读活动。 

姚斯认为，在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做出反应的环节，而是一种创造性力量。作品的存在依赖于读者的阅读阐释，不经读者阅读的作品，不过是一堆毫无生机的语词材料。读者以阅读实践使作品从词语符号中解放出来，赋予作品以现实的、具体的意义。所以说，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同时也是创造过程，是文学作品得以实现的过程。 

伊瑟尔更是区分了“文本”与“作品”：经由读者阅读阐释之后，或者说在与读者结合之后，“文本”才变成“作品”。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既不是作者赋予的，也不可能由文本自动完整地生成，而是在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中不断生成和扩展的。读者是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后一个环节。从这个意义上，作家的写作完成之日，并非文学意义产生和文学活动完成之时。倘若一部书稿暂时没有读者，那么，它的意义和价值只能潜在地封闭于自身之中；倘若这部稿子永远没有读者，那么，尽管它已经成为书籍客观存在，但是，它在文学的意义上却未曾诞生。没有读者的参与，没有读者通过阅读将文本具体化，文本只能是未完成的作品。

对具体阅读理解过程的描述，姚斯和伊瑟尔有所不同。姚斯从阐释学的传统出发，用其理论中的“期待视野”这一核心概念，解释阅读中意义的生成。 

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崭新面目出现，也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产生，它必然带着已有的主题、形式、技巧、风格的痕迹，并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提示读者，激起读者的某种特定的接受期待。当读者遇到一部文学作品时，对以前熟知的文学类型、主题、形式和语言的记忆，将参与到这一次的阅读之中，使自身进入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产生阅读期待，这就是体现了阅读活动中读者主体性的“期待视野”。阅读过 程中，作品会对阅读期待产生有力的回应和反弹。阅读持续展开的时候，这种期待或得到顽强的保持，或发生变化和反转，形成“视野转变”。阅读期待和阅读实际或一致、和谐，或偏离、矛盾，巨大的张力将使得阅读过程生气勃勃，读者也不再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而是通过与作品的对话，不断修正、改变、扩充自己的期待视野。

姚斯甚至把期待视野看作衡量作品文学性的标准：作品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的距离，决定着作品的审美价值。符合或者迎合读者期待视野的作品，属于流行或通俗文学。而挑战读者期待视野、引领期待视野变化的作品，才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伊瑟尔则在继承新批评文本细读和英伽登文本图式化结构的基础上，探讨文本的结构与读者阅读活动之间的关系。他关注的问题是，文本的结构，如何向读者敞开，调动读者的能动作用，促使读者对文本进行个性化加工，从而生成作品的意义。在这个问题上，他吸收并发扬了英伽登有关文学作品“不确定性”的思想，提出了文本的“召唤结构”（Appellstruktur; response-inviting structure）这一理论核心。伊瑟尔认为，文学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的结构中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和空白点，这些空隙可能是形象之间的、情节之间的、人物之间的，甚至不同的叙事层面之间的。而不确定性和空白点不仅是文学文本的基本特征，它本身也即是文学文本发挥交流功能的先决条件和出发点。它的作用在于，能激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调动自己的想 象力和创造力，邀请读者参与到文本阅读中来，赋予文本结构中不确定性以确定的含义，填补文本结构中的空白点，这也是文学阅读的乐趣之一。当然，对于文本结构的填充是一个反复的动态过程：某一个层次上的填充可能又在另一个层次上遭到修改、质疑和否决。这个过程会不断颠覆读者既有的阅读习惯，形成新的填充。读者因为不确定性而被诱发的主动性引发了生气勃勃的阅读过程。总而言之，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和空白点，促使读者去寻找确定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因此，不确定性和空白，构成了文学文本的基础结构，这就是所谓的“召唤结构”。 

无独有偶，伊瑟尔也把不确定性当做判定作品文学价值的一个标尺。他认为，如果一个文本的结构全部是确定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需要能动地参与，那就失去了阅读活动中交流的动力。文本中的不确定之处愈多，愈能激发读者的参与，读者因为文本的不确定性而诱发的主动性，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活力。

正如姚斯在他的宣言性文章《文学史作为文学理论的挑战》中明确指出的，他所关注的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他的挑战矛头直接指向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在姚斯看来，迄今为止的文学史，存在两个重大的问题。首先，以往的文学史仅仅是作家和作品的历史，读者的作用完全被忽略。姚斯认为，文学史不应该是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罗列集合，文学的历史既是文学生产的历史，也是文学接受的历史，甚至更应该是后者。其次，传统的文学史，仿佛是把作家生平、作品和文学事实、文学事件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的编年体式排列。而姚斯认为这些堆积在一起的材料，体现不出任何历史性，因为传统文学史所包含的无限增长着的大量文学材料，只不过是被收集起来并分了类的过去，是文学接受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沉淀物，它并不是历史，而只是一种伪历史。姚斯的观点是，文学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对过去文学事实的组织整理，而是取决于读者对以往文学作品的经验。换言之，文学史上的一部部作品，其相关性是建立在一代又一代作者、读者、专业批评家的文学经验的传承、发展、延续、变化、丰富之上的。 

在这里，姚斯再次借助期待视野这一概念来描述作为接受史的文学史。姚斯的观点是，文学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的表现或再现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这也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会比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更为持久的原因。因为作品的生命力并不是来自作品自身，而是来自作品与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相互作用。姚斯观察到，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期待视野的形成与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息息相关。各个时代的读者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水平和审美期待。这会导致一个后果：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能会被读者做出不同的理解、获得不同的意义。第一代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接受、改变、充实与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确立和丰富的，它的审美价值也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姚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作品的历史性：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而更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下的存在。在这里，期待视野和视野的转变，不仅把作者、作品和读者联系起来，而且体现了文学的历史性；文学的历史，实 际上就是作品的视野与读者的视野、历史的视野与现今的视野从矛盾到融合的不断调和、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因此，姚斯大胆提出，必须要用文学接受过程的描述去代替文学事实的罗列，用文学的接受史和影响史去取代文学的创作史和美学表现史，文学史应该是一部接受史。无论是姚斯还是伊瑟尔的理论，都赋予了读者一个前所未有的积极地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作品意义的生成、文学历史的形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在文学史中的地位，都离不开读者的接受，甚至，如同消费者的喜好和兴趣必然对生产者产生影响一样，读者的审美接受同样会影响作家的文学创作。读者的权力如此之大，这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如果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评判一部作品的优劣，那么 一部作品是否存在某种不变的客观价值？如果一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读者决定的，那么，是不是任何一个读者都有权力推翻既有的文学史论断？不言而喻，这种彻底的相对主义将会摧毁传统的文学判断。

然而，人们应该注意到，姚斯在他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之中，保持了限制这种相对主义的条件。读者的期待视野不仅源于已有的文学阅读，包括了已有的文学主题 与文学形式的记忆，同时，这种期待视野还隐含了全部历史文化的记忆。所以，对于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读者来说，他们的期待视野不是无限的。接受什么，肯定什么，拒绝什么，否定什么——特定读者的期待视野之中已经存有历史赋予的基本标准。与此同 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由作家、作品和读者共同参与、相互作用建构的，作者的意图和作品提供的视野，对读者的期待视野起着规定和制约作用。

伊瑟尔在关于阅读过程的理论中，在肯定作品意义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在寻找意义的相对确定性。在他看来，文本中的空白和不确定性，是一种寻求缺失的链接的无言邀请。不确定性和空白虽然指向文本中未曾实写出来的或未曾明确写出来的部分，但文本中已然写出的和确定的部分，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暗示或提示。一方面，不确定性和空白点吸引、激发读者进行想象、填充，使之进行具体化的理解；另一方面，这些空白点又服从于作品已完成的部分，后者提供了充实文本意义的框架，暗示乃至决定着读者的自由度和填充的可能范围。在伊瑟尔看来，它不是消极的限制，而是一种对读者有益的引导。 

另外，伊瑟尔接受理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隐含读者”（impliziter Leser）。隐含读者不是实际读者，而是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预期设计的读者。它存在于作品的结构之中，成为隐含在作品结构中的重要成分，是文本结构中包含的、对潜在意义具体化过程中的引导和控制因素。显然，这个隐含读者排除了许多干扰因素，更符合作者的 “理想”，甚至可以说，是第二个作者，即作者自言自语时的聆听对象。隐含读者与文本结构的密切关系，无疑也为实际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种参照和导向。

· 结语  ·

20 世纪 60 年代，在国内外社会和学术环境的刺激下，德国文学理论界一批年轻学者提出了接受美学理论，试图打破文学艺术自足的封闭性，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联性和对话性。 

接受美学的核心是考察读者在文学活动和文学史中的作用，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中作品美学和表现美学占据统治地位的局面，使作为接受者和传播者的读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历来未受到重视的读者，在接受美学的视角中成了决定性因素，因为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阅读活动中才生成的，文学史也是依靠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接受和传承才得以形成的。 

作为接受美学的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姚斯和伊瑟尔的理论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不同。姚斯的理论更加宏观，其研究主要围绕着文学史，关注的重点是文学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姚斯的切入点是带着“期待视野”进入阅读过程的读者，考察读者与作品之间的视野交融，梳理不同时代视野的变化，分析一部作品在一系列作品中的位置，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历史。而伊瑟尔的研究偏微观，他感兴趣的是具体阅读过程中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说，是由文本中的不确定性和空白所决定的召唤结构，如何吸引读者进入阅读活动，另一方面，读者如何在文本结构的指引和控制下做出反应，填充文本中的空白，确定作品的意义。也就是说，姚斯和伊瑟尔分别在历时和共时的维度展开各自的研究，而他们的不同，恰恰形成了对彼此的补充和呼应，极大地丰 富了接受美学。 

诞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接受美学，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上半期达到鼎盛，之后 逐渐衰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学的影响消失，恰恰相反，接受美学促成的文学研究范式转换，不仅是对文学研究的重大拓展，极大推动了文学的民主化，而且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文学理论，读者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聚焦于接受的视角，也早已被许多文学理论所采纳。接受美学也凭借其开放性，与许多文学研究方法相融合，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生着持续影响。

注：本文选自《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第108—118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外国文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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